

原本和杜溜龍約好在南京東路的一家咖啡館見面。
他準時到了,站在門口,雙手抱在胸前,背有些微微繃著。我們正準備進店坐下,他看了一眼鏡頭設(shè)備,明顯緊張。
“要不邊走邊聊?”記者提議。
于是我們沿著南京東路慢慢往外灘方向走。人群熙攘,他的步子卻不急,摘下兩片葉子,捏在手里轉(zhuǎn)著。這個動作像是不自覺的習(xí)慣,能讓他慢慢放松下來。
2001年出生的杜溜龍,身上還帶著點少年氣。
如果不是那身外賣騎手的制服,很難把他和城市高峰時段的奔波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
一路走到外灘,江風(fēng)有點涼。他看著對岸陸家嘴的高樓,和我們聊起了自己。
杜溜龍是山東菏澤人。家里有一個比他大9歲的哥哥,已經(jīng)在北京成家立業(yè)。哥哥每年過年都會回老家,北京回山東,兩小時高鐵就到。
而他自己從上海回去,是另一條路線——上海到徐州,徐州到曲阜,曲阜再到菏澤。三趟高鐵,一路倒車,大半天就這么過去了。
山東過年講究儀式感,要拜祖宗,要見很多長輩。杜溜龍說自己今年不打算回去。回去就會被催婚。他和女朋友說好了,慢慢來。
“在上海過年輕松一點,”他笑著說,“所以我媽說我沒心沒肺?!?/p>
杜溜龍第一次來上海是2018年。那時在一家公司做小職員,也是在那一年認識了現(xiàn)在的女朋友,兩人很快在一起,一直談到現(xiàn)在。2019年他入伍參軍,兩年時間里,兩個人真正見面的時間加起來只有8個小時。退伍后,他還是選擇回到上?!驗榕笥言谶@里,女朋友也在這里。
2024年退伍,他開始做外賣騎手。
剛接手片區(qū)時,壓力不小。那一帶多是老舊小區(qū),門牌號雜亂,樓棟之間狹窄彎曲,導(dǎo)航常常失靈。他在樓道里反復(fù)繞,找不到單元門,心里發(fā)急。
后來他慢慢發(fā)現(xiàn),小區(qū)在變。
不少老小區(qū)為了方便騎手,重新做了標(biāo)識。單元號噴得更醒目,方向貼了指引牌,有的物業(yè)甚至在門口畫了簡易路線圖。這些改動看起來不大,卻讓他的工作順暢許多,也少了一份焦慮。也是在那段時間,他開始留意上海對外賣騎手的一些政策——比如可以申請的保障性租賃公寓。
杜溜龍現(xiàn)在住在徐匯區(qū)的“新時代城市建設(shè)者管理者之家”。這類公寓面向一線務(wù)工人員,低租金、近市區(qū),讓年輕人能在城市里安頓下來。
安心,其實可以被量化:房租每月1000元,電動車租金800元,伙食費大約2000元。支出清晰,節(jié)奏穩(wěn)定。他的工資每月1萬元上下,剩下的都能存起來。
他和三個室友合住,彼此年紀相仿,關(guān)系不錯。誰先回家就幫忙拿快遞,誰晚一點回來就留門。樓下有免費的臺球桌和健身房。他有空會下來“搗兩桿”,球桌邊常能遇到同樣剛收工的騎手。
晚上9點多回到公寓,他給電動車充電,洗澡,然后打開電腦玩《三角洲行動》。語音頻道里是熟悉的聲音,一天的奔波慢慢散掉。
他的微信頭像是和女朋友的情侶款——泡泡瑪特的“星星人”?!八x的,我也不知道是誰?!彼f得有點不好意思。采訪時,我們送了他一個星星人盲盒,他很開心,說要帶回去給女朋友拆。
有固定的住處,有明確的支出,有了積蓄,有室友,有游戲,有人等他回消息——
對一個過完年25歲的年輕人來說,這已經(jīng)是一種底氣。
在部隊那幾年,他的生活是被安排好的。起床、訓(xùn)練、集合、站崗,節(jié)奏精準。退伍回到社會,一切重新交到自己手里。外賣騎手的工作沒有固定終點,收入和時間都和努力直接掛鉤。
他說,哥哥承擔(dān)著家里的“長子責(zé)任”,他則更像是在為自己生活。
這種選擇并不激烈,也沒有口號,只是在衡量:衡量時間成本,衡量收入支出,衡量感情節(jié)奏。
他中專畢業(yè),學(xué)的是電子商務(wù)?!艾F(xiàn)在找工作,很多起步都要大專?!彼惶嘈盼覀冋f的現(xiàn)在研究生也不好找工作,“不可能一直送外賣,這個只能過渡”。但過渡到哪里去,他也沒有清晰的答案。
“干啥都行,只要穩(wěn)定一點,待遇好一點?!?/p>
他把手里的葉子丟進垃圾桶。
站在江邊,他說未來并不復(fù)雜。先把錢存下來,再考慮更遠一點的打算。
對他來說,成長不是一下子完成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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